程千帆先生的藏书哪去了 | 徐有富
最近，一则“拾荒老人捐出千册藏书”的新闻走红网络。这位四川巴中的陈光伟老人，做了36年的废旧收购生意，他有意识地把废旧书报保存清理，迄今已有藏书5万册。一时间，如何处理藏书的问题又被提起。
如今的大学文科教师有了点科研经费，一般都藏有不少专业书。他们的子女却很少有人继承家学，再从事该专业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于是这些藏书的去向便成了问题。据说上海有位著名的老教授有一天将自己的几个弟子请到家中，让他们任意挑选所需图书，那几位弟子还不好意思多拿，结果老教授第二天就让废品收购站的人将家中藏书当废纸拉走了。程千帆先生将自己的藏书及身散去，他的做法或许对我们有点启发。
▲程千帆先生手批王荆公诗集，现藏南大
程千帆与沈祖棻夫妇，均出身书香门第，毕业于著名高等学府，长期在国内一流大学任教，当然会有丰富的藏书。他有次对我们说，他五十年代指导研究生，靠家中藏书基本上就够了。他的研究生吴志达就说过：“我选的题目是《王安石诗初探》，郝延霖的选题是《论苏轼诗》，作为学习宋代文学史的课程论文。我们的选题得到程先生的许可，并当即把他的私人藏书李壁《王荆公诗集笺注》和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均为线装书）借给我；把王文皓《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和《苏诗总案》（也是线装书）借给郝延霖，还用大牛皮纸信封给我们装了一大袋花生糖，临别时饶有风趣地说：‘各有所携，满载而归。’爽朗的笑声，仿佛犹在耳际。”（195页。此为《程千帆沈祖棻年谱长编》页数，该书均注明了原始出处。下同。）
好景不长，1957年6月开始，程先生就在反右斗争中受到了批判。他的学生黄瑞云说：“1957年5月，我送了一份《李白年表》草稿请程先生指教。6月间，反右已经开始，我还到程先生家里，发现程先生神情严肃。他说：‘年表我只大致翻了一下，没有可能细看了。形势你大概已经看到，我得考虑自己的问题。’”“停了一会，程先生又说：‘你的年表有的地方没有按传统的格式写，不能这样作，你不能随便改变。’这说明他还是认真看了。他把草稿还给我，并送了一本施子瑜编的《柳宗元年表》给我，教我照施先生的格式编写。告别的时候，他挥了一下手，脸上露出勉强的笑容。”（190页）
这两个例子说明早在五十年代，程先生家的藏书，特别是线装书相当丰富。1978年8月底，程先生将家搬到了南京大学，还带来几十个书箱子，但是印象中他当时的藏书，特别是线装书并不多。那么程先生丰富的藏书哪儿去了？程先生的不少书损失于“文化大革命”中，他在一封信中曾说过：“我自己，则文物书籍在浩劫中丧失殆尽，一无所有了。”（558页）他在《桑榆忆往》中提到过曾被抄家：“有一件事对我的打击很大，那就是把我的《史通笺记》、《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还有一些小稿子，就是《古诗考索》里的那些文章，都给红卫兵抄走了。我们那个时候完全处在一种红卫兵的暴力专制的环境下，他要怎样就怎样。”（214页）幸亏这些书稿若干年后在一个锅里被意外发现，才保存了程先生的一些代表作，其中《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古诗考索》还被商务印书馆收入《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中。最使程千帆夫妇伤心的是他们将剩下的书中的绝大部分卖掉了。沈祖棻在1975年12月25日写的一封信中说：“吾等书籍已极大部分于今春出让矣。因既不教学，又不能作研究，年老多病，不如生前处理，以免身后散失可惜也。棻曾为此不怡者累月。闲堂虽为力主几乎全部出让，但夜梦亦有叹息之呓也。”（239页）沈先生还在《优诏》诗中说：“作赋传经迹总陈，文章新变疾飙轮。抛残旧业犹分禄，卖尽藏书岂为贫？”这最后一句令人心酸，也颇能让人深长思之。
随着“四人帮”被打倒，程先生终于翻开了新的一页，他于1978年秋天被匡亚明校长聘为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而当时他已65岁，是一名办了退休手续的街道居民，还是一名摘了帽子的“右派分子”。为了教学、科研、培养研究生的需要，程先生又积极从事藏书建设工作。他是一位目录学家，能通过《全国新书目》等各种书目了解到图书的信息。他又是一位社会活动家，能利用各种渠道收集到自己所需要的资料。程先生通过到书店选购、邮购、托人代购、复印，以及接受馈赠等各种方法，很快又积聚了大量图书，其中不乏长期精心保存的珍品。那么这些图书的去向如何呢？
首先是送给了学生。这是他一贯的作法，武汉大学陆耀东毕业于1955年，他谈道：“据说系里在留谁任教时，千帆先生是力荐我的人之一。当我被分配教中国现代文学时，千帆先生将自己的全套《人民文学》和《解放军文艺》惠赠给我。”（139页）程千帆与陆耀东始终保持着深厚的师生情谊，后来程先生还赠过书给他，如程先生1993年1月18日致函陆耀东说：“寄赠新诗集、诗论二包。其中许多想是你有的，可转赠朋友学生。”（653页）陆耀东在文章中也提到过这件事：“虽然我们不在一起，但我仍不时感到老师的温爱。他知道我准备写新诗史，就将历尽劫难仅存的30年代的新诗刊寄给我复印，还寄赐几十本新诗集。且不说其中有的非常珍贵，仅就先生的情谊也令我感激不已。”（653页）
在“反右运动”中，还发生过一件令人难忘的事：程先生卖书帮助他的“右派”学生。杨翊强说：“1957年下半年，程先生被封为武汉大学的右派元帅。1958年我也受到处理，待遇降到每月生活费二十元，扣除房租和还偿互助金，我只余下两块钱来过一个月的生活。为了不让家里人担心，我还要如常寄回十元钱报平安，一时间想想山穷水尽，忍不住大哭起来。这一哭惊动了程先生，他关切地走上来问我事情原委，之后他沉吟一下，拍拍我的肩膀安慰道：‘别着急，这样吧，你哪天抽空到我家来一下，我给你些旧书，你背到旧书店去卖掉换些钱。’到了星期天，我去了程先生家，他早已收拾好了一大袋子书，我知道读书人对于书的真爱，所以在感激之余又怀着一种不安。书卖了四十多块钱，其中有一套原刻《归方评点史记》也只是卖了六块钱，我回来告诉程先生，他仍然很高兴。”（197页）
王淡芳是程先生在四川大学任教时的老学生，1966年形势好转以后，想重操旧业，但是无书可读，于是写信向程先生求助，程先生的书出售后已所剩无几，还是给予了大力帮助。王淡芳说：“我在十年‘文革’之中，家被抄没，图书尽失，待1976年天地复苏，欲理旧业而架空箧虚，无从肄业。时先生亦甫摘帽平反，余痛在身，当知我困境，即从劫余幸存之家藏韩集、苏诗等十余种线装古籍及沈尹默、谢无量、潘伯鹰诸先贤之墨宝远自汉皋寄我诲我。其中尤其珍贵者，先生并以尊人穆庵太老师生前作书常用之汉砖古砚见赐，并赐诗诲我勉我。这些诗即《以旧藏诗集数种寄赠淡芳，聊答存问之厚，因媵二绝》及《复以家藏汉砖砚奉寄二首》。”（251）此外，他的研究生吴志达在新形势下，为研究生开设唐人小说方面的课程，也在资料方面获得过程先生的帮助，吴先生说：“我为研究生开设《唐人传奇探说》课，他就把陈寅恪、戴望舒、孙望等前辈的相关论著寄给我参考。1980年初，我把这门课的油印讲义寄给他，本意是请他提意见，出乎意料之外，他一看完这份讲义，就推荐给上海古籍出版社，不到一年，书就出版了。”（307页）
▲程千帆先生在家中书房（1983年）
程先生到南京大学以后培养了九名硕士生、十名博士生。每个学生都获得过程先生的赠书。我当然也是获益者之一，记得1979年9月18日，莫砺锋、张三夕和我初次拜访程先生，临别时程先生每人送我们一部《涉江词稿》和一部《涉江诗稿》。此后，程先生每次出书，都会各送我们一部签名本。程先生后来安排我代替他为中文系研究生开校雠学课程，可能是想为我创造一些条件，于是在1984年2月15日上午让我上他家检选校雠学书籍，记得那天莫砺锋也去了，一见面程先生就开玩笑地说：“现在分家，文献学书归你。”我拿了30本文献学方面的书，莫砺锋也挑了不少古代文学方面的书。这30本文献学书籍都比较珍贵，有传统目录学著作，也有台湾学者的文献学著作，还有程先生的油印讲义《校雠广义目录篇初稿》及手抄本普暄的《误书百例》等。即使是近人著作，有些也是难以寻觅的。如程先生在1980年3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汇山西图书馆⒋7元买版本书。”（313页）我知道该书指魏隐儒所著《古籍版本鉴定丛谈》，因为这本书也被我选来了，封面上写明“山西省图书馆印，一九七八年七月”。我想如今收藏这本书的人可能不多了。没过几天，程先生要我将这些书编个目录，我在1984年3月1日的日记写道：“编《程先生所赠书目》共三十种。”程先生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晚徐有富借去校雠学书多种。”（408页）可见，我将书目交给程先生时，又借了多种校雠学书。此后，程先生还不断地将文献学资料赠送给我，如1991年2月24日，程先生赠给我一本《王利器论学杂著》，程先生在1990年10月30日日记中写道：“王利器外孙王斯锐持王老名片来访，并赠《王利器论学杂著》一本。”该书扉页有王老题款，上款为“千帆教授諟正”，下款为“九〇年国际儿童节，北京”。还钤有三方印章：一为“书为晓者传”，一为“一千万字富翁”，一为“利器持赠”。程先生写道：“转赠有富贤弟，千帆”。睹此，深感前辈学者的流风逸韵，总是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后人。再就是1993年1月13日，程先生送给我一本蓝印本《霜厓曲录》，此书为卢前在1936年为他的老师吴梅编的，而程千帆与沈祖棻都是吴梅的学生，因此才有此书的初印本。我想程先生是将此书作为蓝印本的样本送给我的，但是一所学校的优良传统与学风，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无声地传递着。此外，程先生还将全套《文献》杂志送给了我，其中缺了几期，他还让在社科院工作的弟子蒋寅设法配齐，《文献》配齐后，程先生于1993年2月26日致函蒋寅说：“《文献》已收到，是我为徐有富配的，他将写信给你致谢。”（655页）我觉得程先生的赠书对我完成校雠学的教学任务，以及与程先生合写《校雠广义》的写作任务，是至关重要的。同时在学风与思想修养方面，也给我们施加了说不清、道不明的影响。
程先生也赠书给晚辈同事，例如他常将获赠的现代文学著作转赠给我系教现代文学的年轻教师朱寿桐，朱寿桐在文章中回忆道：“程老的签转始于1993年。这年深秋的一天，我照例来到系办公室打开自己的信箱，发现一本书名和署名都很陌生的新书，打开一看，扉页上赫然出现的便是程千帆先生那飘逸的字体：‘千帆转寿桐先生。’其后看到的乃是作者呈请程千帆先生审正的字样，我当然明白了程老的意思，虽然谈不上受宠若惊，但心下着实有些惶恐，赶紧打电话致谢。程老在电话里便说明了他的想法，说是每每收到一些来自学者或青年作家的求正作品，但自己年纪大了，而且相当长一段时间没有搞‘新文学’，既无力也无心读它们，让它们躺在书柜的角落里又有些可惜，不如转赠给我，‘或许对你的研究有些帮助’，然后还说了好些勉励的话。此后果然又陆续收到了一些程老转赠的作品，以至将他的老友曾卓先生的文集也一并签转给我。”（673页）朱寿桐在文章中还写道：“三卷本的《曾卓文集》装帧的确豪华，可更令我觉得豪华的是，那上面有程千帆先生的题字：‘老友七月诗派主要作者之一《曾卓文集》三卷幸赠寿桐兄。千帆，九六年一月’。”（755页）
再一个例子是程先生对史梅的关心。在程先生1990年9月26日的日记中，有赠史梅“以文献学书约二十册”的记载。（556页）史梅刚参加工作时，只是一名高中毕业生，在程先生所领导的《全清词》编纂研究室管理资料兼做一些财务工作。为了提高她的文化水平，程先生安排她与本科生一起上古代文学史、古代文学作品选、古典诗词赏析等课程。由于不断努力，史梅还完成了中文夜大专科的学习任务，并于1990年考上了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的研究生。这批书显然是在史梅考上了古典文献专业研究生时送给她的，目的是鼓励她用功读书。此后，程先生还经常送书给她。史梅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在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工作，进步很快，先是担任图书馆古籍部主任，后来又担任了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和南京大学博物馆副馆长，可谓不负程先生赠书给她的殷切期望。
▲程千帆先生多次向母校金陵中学图书馆捐赠图书，因程先生是1932年中学毕业的，所以他的赠书上都钤有“一九三二年校友程千帆赠书”的印章
程先生赠给学生的书毕竟是少数。其藏书的主要部分还是有选择地捐给了图书馆及其他机构。他首先将有关杜诗的书捐给了杜甫草堂。1985年11月15日，他在同博士生谈资料工作时曾说过：“科研的目的是求真理，至于由谁来完成倒不是最重要的。老辈学者总是互相帮助，互相提供资料，从来不以占有资料傲人。这才是做学问的大家风度。以前我做过《杜诗书录》，将南京和上海的书查了，北京未去，因为战争爆发，也就没做下去，未完成的后来都捐给了杜甫草堂。听说周采泉先生搞了一个很详细的，只要有人搞出来就行了，不在乎是谁。”（451页）
他还专门将自己批点的书捐给了南京大学图书馆。程先生在1992年4月23日的日记中说：“请巩本栋将捐赠南大九十周年校庆自己批点的书42本送往校长室。”（629页）他在1992年4月23日的日记中说：“图书馆副馆长杨克毅（义）已收到赠书目录。”（634页）1993年4月13日日记写道：“史梅取去赠大馆书。”（657页）“大馆”是南京大学图书馆的简称。
程先生长期担任江苏文史馆馆长，所以他还将60馀种诗集赠给了江苏省文史馆。他在1993年3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函王馆长，拟赠诗集与文史馆。”（655页）同年3月5日日记写道：“文史馆馆长取去诗集越60种。”（655页）
其余图书则以极低廉的价格售给了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程先生在1993年1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今日起，本栋来理售书。”（652页）当时巩本栋在思想家研究中心工作，所以让他来整理这部分图书。同年1月11日日记写道：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来取第一批书”。（652页）同年3月2日日记写道：“中心取去全部书，交五千讫。”（655页）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是校长匡亚明新创办的学术机构，人才济济，但研究资料不足，程先生将自己丰富的藏书出让给思想家研究中心，可谓雪中送炭，也为自己的藏书找到了最佳归属。
▲程千帆先生捐赠南大的《豁蒙楼联句》（局部），被称为“镇馆之宝”
顺便提一下，程先生所藏书画作品也在生前捐给了博物院等单位。首先，将校友书画赠给了南京大学图书馆。1989年11月24日，他就打算将所收藏的南京大学校友书画捐赠给学校，（528页）程千帆在1990年2月10日日记中写道：“马先阵馆长及徐有富等来，取去捐赠校友书画38件。”（536页）程千帆在1990年6月23日的日记中写道：“捐赠书画，在图书馆举行仪式并展出，奖千元。”（493页）程先生还将所藏三十件四川籍书画家的作品捐给了四川省博物馆，获奖金两千元。（455页）程先生还将所藏湘籍书画家作品捐给了岳麓书社，程先生在1988年12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得岳麓书社函及捐赠文物证书”。（509页）程先生还将所藏部分书画捐赠了浙江省博物馆。（528页）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程先生在1991年12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下午吉林大学王同策来访（武大56年历史系毕业生），托其以小石先生书卷赠丛文俊。”（617页）丛文俊是胡小石的研究生著名书法家侯镜昶的研究生，现在也是著名书法家。程先生将自己珍藏的胡小石的书卷赠给丛文俊，显然是希望他发扬光大胡小石、侯镜昶在书法方面的传统与成就。应当说丛文俊是做到了。
程先生送给学生图书当然是无偿的，将图书、书画作品捐赠给图书馆、博物馆等单位，所获奖金也微乎其微，那么他为什么要做这些“傻事”，而不传给后人呢？我觉得是他继承了中国知识分子“以学术为天下之公器”的优良传统。早在1965年12月12日，他写的一则读书题识中就强调了这一点。（212页）程千帆夫妇在武汉大学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但是他们害怕这些藏书身后散失可惜，还是将藏书中的极大部分整体出让给了武汉大学图书馆。来南大以后，他又在垂暮之年将自己珍藏的图书与书画作品，及时地送给学生，捐给图书馆、博物馆等单位，让它们继续发挥作用，以免身后散失可惜。程千帆先生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的影响将是深远的。
>原载《国学茶座》2015年第1期